編號郵票和普通郵票的區(qū)別是編號郵票不是按類別也不是按套別分類的，而是每張郵票都是按照數字順序編號的，它的左下角印有帶括號的數字，右下角印有發(fā)行年份，由于這個獨特的特點被稱作編號郵票。
編號郵票于1970年8月1日到1973年10月15日，這期間共發(fā)行了21套95枚郵票，編號郵票的特點不僅體現在編號上，和文字郵票相比，它的設計、印制和發(fā)行也都有獨特特點，很多編號郵票都是具有特殊紀念意義的特種郵票。
編號郵票是一種過渡時期的過渡性郵票，橫亙在文字郵票與JT郵票之間，具有獨特特征：
一、編號郵票發(fā)行量比“文”字郵票低很多。與“文”字郵票相比，編號郵票的發(fā)行量是很低的，郵票單枚的最高發(fā)行量為3000萬枚，最低的僅120萬枚，因此，能組成全套的編號郵票只有120萬套。編號郵票共21套95枚，面值9.78元;“文”字郵票19套80枚，面值7.96元。按套數比較，編號郵票多2套，按枚數比較，編號郵票多15枚，按面值比較，“文”字郵票比編號郵票還少1.82元。

二、存世量較少。編號郵票發(fā)行期間，我國的集郵活動尚未恢復，集郵的全面復蘇是在1978年以后。因此，編號郵票發(fā)行后主要用于郵政通信，大量郵票被使用和消耗，很少有人購買后進行收藏，因而存世量不多。編號郵票的面值主要是為適應當時的郵資標準來設置的，全部95枚郵票中，4分郵票有6枚，8分郵票有74枚，10分和22分郵票各有4枚，20分、43分和52分郵票各有2枚。當時用得最多的還是4分和8分的郵票，故編號郵票中面值4分和8分的郵票都屬于“筋票”，而面值22分、43分和52分的單枚新票由于使用量較少，市價都低于面值4分和8分的郵票。

三、“承前啟后”。由于“文”字郵票的志號被取消，給生產和管理以及隨后的收藏帶來了許多麻煩，有鑒于此，編號郵票就產生了，作為一種過渡郵票，它的功能就是承前啟后。因“文”字郵票被安排在紀念日發(fā)行，就一律稱之為“紀念郵票”，編號郵票也沒有區(qū)分紀念郵票與特種郵票，有人據此稱編號郵票為“后‘文革’郵票”。
文革前夕郵票發(fā)行原則是紀嚴特寬，不過，文革一開始紀嚴特寬就受到批判，尤其是特寬被說成是毒害人民，為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，《中國船舶》和《半工半讀育新人》兩套郵票由于是特種郵票而未能發(fā)行，雖然設計圖稿已經獲得了批準，從老紀特郵票發(fā)行末期至1974年恢復編印郵票志號前，對其中的特種郵票避而不提，一直按“紀念郵票”發(fā)行。編號郵票中有多套具有典型的特種郵票風格，且后期發(fā)行的特種郵票較多。如編29-32《輪船》、編39-43《發(fā)展體育運動》、編57-62《熊貓》、編66-77《出土文物》、編78-81《工業(yè)產品》等。這種特種郵票的復出，意義重大。這是橫遭討伐的特種郵票悄悄復出，特別是《輪船》郵票的發(fā)行，與禁止《中國船舶》發(fā)行形成了強烈的對比，這在當時的情況下，實是難能可貴，《靠前屆亞洲乒乓球錦標賽》、《亞非乒乓球邀請賽》和《亞非拉乒乓球邀請賽》3套體育運動郵票，在當時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，這就意味著郵票的發(fā)行范圍和題材有了擴展。例如，有反映艱苦奮斗、自力更生和工農業(yè)建設成就的《工業(yè)產品》、《輪船》和《紅旗渠》郵票，有表現體育、衛(wèi)生事業(yè)的《發(fā)展體育運動》和《赤腳醫(yī)生》郵票，現代京劇《智取威虎山》和現代舞劇《白毛女》以及《兒童歌舞》郵票等是反映文藝題材的，還有珍稀動物《熊貓》和英雄人物《王進喜》郵票，最后還發(fā)行了反映對外貿易的《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》郵票。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，這也是難能可貴的。
編號郵票具有多種設計方式，展示了多樣化的藝術、油畫、彩墨畫、民間剪紙、水粉畫和攝影等在編號郵票中都有所體現。1973年發(fā)行的《中國婦女》郵票主圖分別采用楊之光的“礦山新兵”、湯小銘的“女委員”和潘家峻的“我是海燕”等原畫，吳作人的“熊貓”畫作也被印制成了《熊貓》郵票發(fā)行。此外，1973年發(fā)行的《出土文物》郵票，使社會更加重視對祖國珍貴文化遺產和歷史文物的保護。
與文字郵票相比，編號郵票的發(fā)和坦少了不止一倍，但縱觀市場行情可以看出編號郵票的升值幅度遠低于文字郵票，從較少的存世量分析，編號郵票升值空間未來巨大。